禅与王维诗
乔桂堂
禅宗思想就是印度佛教传到中国后,吸纳了中国传统的儒道等思想文化的营养,成为中国化佛教思想文化的典型代表,对诗歌创作起着深远的影响。少年王维早慧,其诗歌体现了青年抱负,忧国忧民的情怀,由于人生经历和遭遇,王维可以说是且隐且官,成了中国古代山水田园诗作的杰出代表,成了佛禅思想的虔诚修行者。禅宗对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都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他的诗歌中的禅趣、禅意和禅境,体现了他与世无争、随缘任运、物我一如的思想追求,体现了他“无念”、“无相”、“无住”、“顿悟”的境界,诗歌中有着空灵、超脱、和谐、淡远的意境,“无我之境”中蕴含着“有我之境”[1],
仿佛一个站在人世之外的诗人,在与清风明月、高山流水的对话中,传达出宇宙的实相、自然的真性、人生的真理。
多才多艺的王维本身对艺术、对美有着极度的敏感,其作品无论是细腻的景物描写,还是简单的风景再现,本身都有着极高的审美价值和艺术成就。“诗为禅客添花锦,禅是诗家切玉刀”,禅宗思想对王维的诗歌创作和诗风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优秀的山水田园诗作背后包含着诗人内心深处隐秘的情感和哲学之思。在王维的文字里,我们读到的是现实生活中物我同一的和谐,是积极的顺乎自然的超脱,是寻求当下诗意栖居的自由生活。
今天,回归自然,回归心灵,在滚滚红尘世界中保持一颗淡泊宁静的心灵,与自然与他人与自身维系自由和谐的状态,仍然是一种美好的境界,这也是禅与王维诗歌给我们带来的思考。
禅;王维;诗歌
Zen Buddhism is Buddhism spread to
Versatile Wang Wei of art in itself, the
Today, back to nature, back to the heart,
indifferent to maintain a peaceful mind in Red Dust world, with nature and with
others to maintain their freedom and harmonious state, is still a wonderful
state, which is Zen and the Poem to us bring thinking.
Keyword
Zen; Wang Wei; poetry
盛世唐朝,儒释道三家思想合流,佛教思想尤为鼎盛,对世人影响极大。特别是其中的禅宗一派,它是印度佛学传入中土之后,由中国士大夫加以改造而成的一个佛教宗派,它使得佛教在中国发展到了顶峰。“禅”是梵文禅那的音译,原意是“静虑”或“思考”,禅定就是安静地沉思,禅宗即以禅定而得名。相传印度的菩提达摩是中国禅宗的初祖,而真正开创中国佛教的禅宗,是得弘忍衣钵的六祖慧能。
事实上,佛教作为一种外来的思想文化,一经传播到中国,就开始了中国化的进程,禅宗思想就是印度佛教传到中国后,吸纳了中国传统的儒道等思想文化的营养,成为中国化佛教思想文化的典型代表。它几乎完全褪去了神学的气息,打破了偶像崇拜,开创了修行的新境界,特别是慧能开创的南宗禅的心性本体论,影响了世人的思维方式和人生态度,也对中国古代的绘画、建筑、雕塑、诗歌等文艺形式影响极其深远。尤其是对中国的古典诗歌,无论是在语言还是在作品内涵都进行了极大的扩充和丰富。
作为中国古代山水田园诗作的杰出代表王维,正是佛禅思想的虔诚修行者。王维从小就出生在一个虔诚的佛教徒的家庭里,从小就受到了母亲佛教思想的影响。晚年,他过着亦官亦隐的生活,长期隐居在蓝田辋川。王维作为盛唐山水田园诗的杰出代表,和孟浩然并称为“王孟”。其诗歌成就极高,尤其是他后期二十余年隐居终南、辋川期间的山水田园诗作,空灵静逸、意境丰富,隐藏着深刻的佛禅思想和审美风趣。古人有“人穷而诗工”的言论,早在西汉时期司马迁就提出了“发奋著书”说,唐代的韩愈也有“不平则鸣”的文学创作理论,清代赵翼在《题元遗山诗集》中更明确地总结为:“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纵观王维一生,无论是家庭还是仕途都较为坎坷,对人生世事的无常可以说是有最深厚的体验,据《旧唐书•王维传》记载:“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妻亡不再娶,三十年孤居一室,屏绝尘累。”
且不说他的一些学仙游道的经历,学佛习禅已经成为其晚年日常生活的必修课,他把内心深处的思想、体验都化在笔端。言为心声,这一时期由于他深受南禅思想的影响,其山水田园诗作洒脱空灵、言近旨远,流露出丰富的禅宗美学思想。“禅宗思想对于王维的世界观和诗画创作也具有深刻的影响”,对其审美理想和诗歌风格可以说有着决定性的意义。《坛经》所言:“菩提只向心觅,何劳向外求玄?”“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王维深受影响,在《绣如意轮象赞》的序文中提出了“审象于净心”的美学主张,认为主体只有以闲适自在的心态来体会自然,才能领悟到美好的境界。“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早在李白就提出了诗要不事雕琢,追求自然之美。王维的诗歌自然清丽、旷达洒脱,运用通感、联想等手法创造出奇妙新颖的意象,描绘出大自然的静美之境,表达了其内心深处独特的体验。“唐之诗家称正宗者,必推王右丞”,作为和李白、杜甫同一时代的诗人,王维在当时的声望比李、杜更大。特别是其后期隐居期间的山水田园诗作可以说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唐代宗在《答王给进王维集表诏》里称他为“天下文宗”,并赞其“泉飞藻思,云散襟情”。清人吴乔在《围炉诗话》中指出:“唐人谓‘王维诗天子,杜甫诗宰相’,今看右垂诗甚佳,而有边幅,子美浩然如海。”明末清初的徐增在他写的《而庵说唐诗》卷首说“诗总不离乎人才也。有天才,有地才,有人才。吾于天才得李太白,于地才得杜子美,于人才得王摩诘。太白以气韵胜,子美以格律胜,摩诘以理趣胜”。[2]这样一个伟大的诗人,是值得后人从各个方面来研究的。纵观对王维的研究,或是重视对他生平事迹的考证,或是对他诗歌文学价值的研究,或是对他哲学思想的研究,或是对他政治生涯的研究等等蔚为大观。不可否认,前人的研究都很重要。而笔者试图从其后期山水田园诗作入手,探析其作品中的意蕴美感,对现代人回归自然、回归心灵,通过在与大自然的亲密接触之中达到身心的宁静平和、和谐自由,从而以自己宁静宽和的心灵拥抱世界、诗意生活。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日益进步,网络极为发达,各种交流方式应运而生,从博客到微博,从 BBS 到人人网,每个人都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大众传媒直接介入文学创作,文学生产的社会化和民主化进程大大加快。网络在给人们带来快捷方便、自由舒畅的同时,也使文学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泛化,走向了俗化。还有现在所谓的快餐文化、厚黑文化、愚民文化大肆盛行,一切都以金钱利益为中心,浮躁、肤浅、以丑为美、以恶为美充斥整个社会。诗歌也变得浮躁起来,追求“日常化”、“生活化”的表面,没有深度没有力量,没有纯粹的审美愉悦,也没有对生命本质和自由理想的探索和追问。甚至,现代社会有诗人宣称:“生活的深度,其实丝毫不值得我们去研究,只有生活的表面,才值得我们真正为之倾注如潮的心血。”
“诗佛”王维将禅宗思想很好地融入于其山水田园诗歌中,有一种思想超然而又入世,有一种精神积极而又圆融,有一种生活诗意而又淡泊,这就是禅宗所具有的。禅宗追求的是内心的修炼与成长,给浮躁的社会带来一丝清凉,给焦虑的心灵加以安抚,因此,有着极大的价值和现实意义。品读王维的山水田园诗歌,是一种美的享受。审美在他这里,不再是一种抽象的观念,而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构成要素。他在与大自然的亲密交融之中参悟了人生的实相、生命的哲理、宇宙的真相,这是禅宗精神的浸润,更是王维真实融入了他自己的感性经验、心理体验和人生阅历的具体过程之中的。因此,王维构建的山水田园世界,是一个美的世界,是一个诗意化的世界,是一个安顿世人灵魂的精神家园。
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后,至唐代的几百年间,充分与中国儒道融合,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佛教传人中国并被中国人认识和接受,首先是由于统治者根据自己的需要,将佛作为神来认识和祭祀。东汉恒帝是佛教传人中国后第一个信奉佛的皇帝。到了唐朝初、中叶,佛教中发生了一个改革运动,形成了一个新的宗派,这就是禅宗。禅宗盛行以后,其它宗派的影响逐渐衰微,甚至消失,“禅”成为佛教和佛学的同义语。”
禅原是禅那(Dhyana),起源于古印度瑜伽,后为佛教吸收发展,成为“思维修”,是修证觉性的方法,也就是戒定慧三学中的定学,六波罗密中的禅定。东汉安世高所译的《安般守意经》属小乘禅法,专主习禅入定(三摩地Samadhi),发展至大乘禅以菩萨行为主,我们统称之为佛教禅门。禅宗兴起后,禅特指不立文字,直指本心的“心地法门”,禅宗称之为“本地风光”、“本来面目”,是人正心正念下的清明自性。北禅神秀系主“住心看净”,南禅慧能系主“定慧等持”“即心是”。[3]不管各宗各派法门如何,禅是中国佛教基本精神,是心灵主体的超越解脱,是物我合一的方法与境界,与诗歌的本质是可以相汇通的。
唐代是诗歌与佛教新变繁荣的时代。诗在六朝的发展下至唐代成熟而诸体均备,禅在各宗衍化下至唐代禅宗兴盛一花五叶,使此时期的佛教与诗歌有新的融合,高僧与文士有密切来往的关系。就禅僧方面来看,从晋代支遁、慧远的禅理诗开始,至唐代形成诗僧辈出的现象,由佛经翻译的偈颂到禅师颂古、示道的禅诗,以诗寓禅在唐代有了大步的发展。就文士方面来看,文人礼佛与方外僧徒过往频仍,诗作中多涉禅语、用禅典、示禅机,以禅入诗进而以禅喻诗等,也显见唐诗在诗歌创作与理论上的新发展。袁行霈《诗与禅》一文认为:“诗和禅的沟通表面看来似乎是双向的,其实主要是禅对诗的单向渗透。”然而由上所述,诗之象徵性有助示禅,多为禅师引借运用;禅之内涵可以开拓诗境,增补诗歌内涵与理论。
(1)文士习禅之风潮
唐世佛教之盛,宗派之多,佛典繁浩,僧侣无数已是唐代士人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事实。早在初唐,宋之问贬衡阳就曾到韶州参谒六祖慧能,有《自衡阳至韶州谒能禅师》一诗。裴休一生奉佛,公余之暇与僧人讲论佛理,曾迎黄檗希运禅师至州治的龙兴寺,有《筠州黄檗山断际禅师传心法要》一文。即使以道、儒著称的诗人李白、杜甫,也有习禅之举。李白有《答湖州迦叶司马问白何人也》一诗云:
青莲居士谪仙人,酒肆藏名三十春。
湖州司马何须问,金粟如来是后身。
此诗虽为戏言,对湖州司马名迦叶的调侃,但自许青莲居士,用金粟如来维摩诘居士之典,也可以看出他受过佛教熏息。
(2)以禅入诗的实践
由于唐代文士普遍有习禅风气,因此以禅语、禅、禅典入诗的情况相当多,这种以禅学内涵或语言入诗的情形,后人统称之为以禅入诗。唐代以禅入诗的作品无法胜数,我们只能简分用禅语、写禅趣两方面略略考察之。《本事诗》中有一则故事,记载白居易为苏州刺史时,张祜来访,白居易一见面突然说:“久钦籍,尝记得君款头诗”,张祜不解,白居易又说:“鸳鸯钿带抛何处,孔雀罗衫付阿谁?非款头何邪?”张祜笑了笑说:“祜亦尝记得舍人目连变。……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非目连变何邪?”(唐孟《本事诗》嘲戏第七)从这几句玩笑对答中我们可以看出白居易《长恨歌》援自目连变的文字,张祜若非熟谙佛典资料,也不见得指陈得出。
盛唐中王维与中书舍人苑咸友善,曾赠诗表达对苑咸佛学修养与精通梵文的称叹说:“莲花法藏心悬悟,贝叶经书手自书,楚辞共许胜扬马,梵字何人辨鲁鱼。”苑咸答诗说:“应同罗汉无名欲,故作冯唐老岁年。”这一唱一酬中,王维美誉苑咸“莲花法藏”之悟,苑咸推许王维如罗汉离欲,可以看出唐代文士往来唱酬中,随手拈来都是佛家语。
诗与禅之所以能互相融通,主要因其有相似的某些特质。有关这方面论者极多。胡晓明《中国诗学之精神》认为:“诗禅沟通之实质,一言以蔽之曰:将经验之世界转化而为心灵之世界”。周裕锴《中国禅宗与诗歌》认为:“诗和禅在价值取向、情感特徵、思维方式和语言表现等各方面有著极微妙的联系,并表现出惊人的相似性。”即“价值取向之非功利性”、“思维方式之非分析性”、“语言表达之非逻辑性”及“情感特徵表现主观心性”等。孙昌武《诗与禅》认为:“禅宗的发展,正越来越剥落宗教观念而肯定个人的主观心性,越来越否定修持工夫而肯定现实生活。而心性的抒发、生活的表现正是诗的任务。这样诗与禅就相沟通了。”袁行霈《诗与禅》一文指出:“诗和禅都需敏锐的内心体验,都重示启示和象喻,都追求言外之意,这使它们有互相沟通的可能”。杜松柏氏认为诗禅所以能融合是因为:时代背景提供融合的机会;禅祖师以诗寓禅形成风气;禅宗基于民族习于简易的特性,故以诗寓禅;绕路说禅的需要,故以诗寓禅[4]。
佛教思维和文学思维
一是佛教思维和文学思维都注重体验。体验在佛教思维中具有重要地位。佛教所把握的对象是一种理想的人生境界,能否达到这一境界,要靠个人的感受。修持者以“空观”为前提,杜绝凡尘中的一切妄念,西方极乐世界的庄严美妙的景象,自我对佛土的种种愿望,就会在脑海中冉冉升起,光射四方,就会产生一种不可名状的喜悦。这种境界,即不是感官可以感知的,也不是理性可以推断的,只能
靠体验来感受,体验是获得这种感受的根本途经,抽去了体验,便等于抽去了佛教思维的中枢神经,一切感受都成了无源之水。体验对于文学写作来说,也是头等重要的。如果说想象是文学创作的翅膀,可以使作家在文学的天地里翱翔,那么,体验则是文学创作的双脚,可以使作家的心灵走向宇宙万物,四面八方。没有体验,作家就不会有独特的感受,就不会产生风格独具的艺术创造。正因为佛教思维与文学思维都注重体验,作家便可以将佛教中的感受,作为文学创作的感受,通过作品表现出来,王维诗歌也就浸染了禅的色彩,蕴含了禅的意境。
二是佛教思维和文学创作都注重意象创造。佛教思维的思维成果,是修持者获得一种世界虚幻、“物我两忘”精神自由的感受。感受是丰富、细腻、复杂的,感受是流动的,语言与感受相比,远为逊色,只有意象,才能承担起表达感受的任务。文学创作,同样是通过意象来表达感受,因此,作家佛教领悟的感受,可以通过种种意象,在文学作品中表现出来。
王维,字摩诘,是盛唐诗坛上极负盛名的诗人,因官至尚书右丞,所以人称王右丞。 关于王维的生年,至今尚是一个谜。两《唐书》本传都载王维享年61岁,《新唐书》云上元初卒,《旧唐书》说他“上元二年(761年)七月卒”,《佛祖历代通载》卷十三也说王维卒于上元二年,清代王维研究专家赵殿成《右丞年谱》即断王维卒于上元二年七月。根据卒年61岁推算,则生于武后长安元年(701年),与大诗人李白同年生。但王缙为王维胞弟,官至宰相,两《唐书•王缙传》皆载王缙卒于建中二年(781年),年82岁,推之则生于武后久视元年(700年),弟弟倒比哥哥早生一年。今暂从赵殿成《右丞年谱》与陈铁民《王维年谱》,定王维生于长安元年(701年),卒于上元二年(761年)。
王维的籍贯,也有争议。《旧唐书》说王维为太原祁人,后移家于蒲州,成了河东人。唐人姚合所编《极交集》说王维为河东人,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又说是太原人。对于王维之弟王缙的记载,《旧唐书》说是河中人,《新唐书》说本是太原祁人,后来客居河中。蒲即蒲州,治所在今山西永济县,唐玄宗天宝元年(742年)改名河东郡,乾元三年(760年)升为河中府,所以又称河东、河中。现在一般通行的说法,认为王维祖籍太原祁县(今山西祁县),属太原王氏,是名族之后,里贯为蒲州,是河东人。这样,王维与年晚于他的大文学家思想家柳宗元为同乡。
王维自幼聪颖,不但九岁时便能作诗写文章,后来成为开元、天宝间著名诗人,而且工于草书隶书,娴于丝竹音律,擅长绘画,是个多才多艺的才子,在青年时代便已名动京师,得到皇族诸王的敬重,宁王、薛王待他就象师友一样。唐人薛用弱《集异记》记载:“王维右丞,年末弱冠,文章得名。性娴音律,妙能琵琶,游历诸贵之间,尤为岐王之所眷重。”王维集中有《从岐王过杨氏别业应教》、《从岐王夜宴卫家山池应教》、《敕借岐王九成宫避暑应教》等诗,可知在长安确曾从岐王游宴。关于王维应举,《集异记》曾有一段有趣的记载。从中可知王维少年时代便成为引人注目的名人。王维中状元,却是事实,据考证,乃开元九年(721年)状元,时年21岁。王维开元九年春天中状元后,即解褐为太乐丞,开始了仕宦生涯。但他随即因为署中伶人舞黄狮子犯禁,受了牵连而谪为济州司法参军。当年秋天便离开京城,赴济州任。济州在今山东荏平西南,王维在那里度过了四年多的光阴。其中开元十三年(725年),诗人裴耀卿任济州刺史,裴为河东人,与王维是同乡,待王维不错,使王维稍得安慰,但裴很快又赴宣州任职,使王维甚感惋惜。在裴耀卿离开济州不久,王维也于开元十四年(726年)春天辞去司法参军之职,离开济州。 据陈铁民《王维年谱》,王维离开济州后,在淇上住了二年,开元十七年(729年)赴长安,在长安又闲居了几年。初到长安,他即开始从大荐福寺道光禅师学习顿教,结识了诗人孟浩然。孟浩然开元十六年(728年)赴长安应试,落第后滞留长安,第二年冬返回襄阳,王维作诗送别,诗云:“杜门不欲出,久与世情疏。以此为长策,劝君归旧庐。”劝孟浩然回乡隐居,不必辛辛苦苦地来长安举试求官。这是因自己中状元后仍不得意,所以有这样的话。作为一个才子,一代名人,王维这个时期不太得意,青年时期赋闲,心中当然不是味道。而且此期间又丧妻。王维的妻子大约在开元十九年(731年)去世,当时他才31岁。妻子去世后,王维不再续娶,几十年一直独身,于此也可见他的思想情态。虽则王维劝孟浩然归旧庐隐居,但他自己的求仕之心并未完全死灭,或者因名臣执政,复又求仕。闲居长安时,即他34岁那年,赴洛阳,献诗中书令张九龄,希求汲引,随后便隐于嵩山。嵩山地近东都洛阳,隐于此正可待机而出。次年他便拜右拾遗,又为朝官,做了两年右拾遗,又为监察御史,40岁时,迁殿中传御史。就在闲居和这样的官职变换中,他度过了许多年的时光,而进入中年,此后或隐或官,所为官为左补阙、库部即中,品阶虽稍高了点,但仍为侍从闲官,总不得意,这样又过了10年。王维50岁时,丁母忧,离朝屏居辋川,服满后,又做了几年的文部郎中。进一步使他仕途失意的,是安史之乱中曾陷于叛军中,得罪了唐王朝。唐玄宗天宝十五年(756年)六月,安禄山叛军陷潼关,随之攻入长安,玄宗仓皇逃往四川,王维没来得及逃走而被俘。被俘后,他曾吃药取痢,假称患病,以逃避麻烦。但因为他的诗名很大,安禄山派人将他迎到洛阳,拘于菩提寺,不管他答应不答应,硬委之以伪职。无奈之中,王维当了安禄山的给事中。但他的心依旧追随唐王朝。安禄山宴其部下于凝碧宫,王维闻之而悲,暗中作了一首诗:“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叶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正是这首诗救了他的命。至德二年(757年)九、十月,唐军相继收复长安、洛阳,王维与其他陷贱之官,均被收系狱中,随后押到长安。这些人按律当死。有人提出王维凝碧宫诗可证其忠于唐王朝之心,加之他的弟弟王缙请求削己官职以赎死罪,唐肃宗特此原谅了他,不但不杀,而且还给了个太子中允之职,可谓不幸中之大幸。这时,王维已57岁,接近暮年了,接太子中允不久,加集贤殿学士,后又迁太子中庶子,中书舍人。上元元年(760年)夏,60岁的王维转尚书右丞,这是他一生所任官职中最高的官阶,也是最后所任之职,只任了一年,第二年七月便去世了,所以后世称他为王右丞。
作为一代才子,王维少年得志,名传遐迩,但终其一生,仍然多遇坎坷,极不顺利,竟至险遭杀头之祸。作为一个诗人,王维以自己的优秀诗篇,为盛唐诗坛大增光辉,是唐代乃至中国古代的重要诗人。王维擅长各种诗体,尤以五言律诗和绝句著称。前期诗歌,富于进取精神,讥刺贵戚宦官,谴责纨挎子弟,反映边塞生活,抒写游侠意气,情调慷慨激昂,充满浪漫主义豪情。后期诗歌,因世途险恶,崇奉佛教,而以描写田园山水景物、表达闲情逸致、宣扬隐士生活和佛教禅理为主。所写山水田园诗,数量多,艺术成就高,最能代表王维的艺术风格。如《汉江临泛》一首,从大处落笔,状写襄阳一带的壮丽山川,气势雄浑,意境空阔,“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一联,成为千古名句。又如《山居秋瞑》,用细腻的笔触,勾画月照、泉流、竹喧、莲动等许多富有特征性的事物,献给读者一幅清新秀丽、优美和谐的秋雨之后的山色图。他的山水田园诗,作物精细,状写传神,色彩鲜明如画。又语言清新凝炼,含蓄生动。王维除诗作优美外,又擅画,为当时著名画手,宋代大诗人苏轼《书摩诘蓝田烟雨图》说道:“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所评极为精当。
王维的诗在唐代自成一派,影响久远。现在诗400余首,有集传世。清人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可资研究参考。
王维对于仕途的艰辛,人生的烦扰,感到无奈,“迢递嵩高下,归来且闭关”,中年选择归隐。他向往“宁静”的大自然,在恬静、宁谧的大自然中达到物我一体的境界,忘却世事的纷扰,忘却人间的痛苦和挫折,实质是逃避矛盾,逃避社会,逃避责任,寄情山水。
人生的不幸遭遇成为王维寻找“宁静”去处的背景。遇到了挫折,想到了逃避。王维仕途有三次大的挫折,这大大刺激影响了他的生活态度、艺术态度,他既对现实不满,不愿同流合污,又不敢与邪恶作斗争,企图走隐逸的道路。但又不能像陶渊明那样下决心与统治阶级彻底决裂,“亦官亦隐”精神、灵魂对“世累”、“时累”的摆脱,使诗人走进了“宁静”的大自然。
王维特别爱描写那清寂空灵的山水田园,刻画恬静安宁的心境。《鸟鸣涧》一诗刻画了一个极其幽静的境界:夜静山空,桂花悄然飘落,境地是何等的空寂!进而“月出惊山鸟”,更微妙地点缀出夜中山谷的万籁无声,反衬出广大夜空的无比沉寂。又如《山居秋暝》,山是“空”的,雨是“新”的,既“静”且“净”,山居秋日的黄昏空寂清湛,一场新雨的涤洒,松间、石上月明、泉清,静静地“照”着、潺潺地“流”着,他觉得山中比朝中好,洁净纯朴,自己可以远离官场而洁身自好。
从清净无为到宁静致远,体现出两人在“宁静”环境下的不同的人生追求。 王维极力描写大自然的“宁静”,反射出的是他追求自然淡泊、清静无为的人生观,晚年所向往的“出世”,决不是无情的“厌世”,只不过是在人生道路上暂时摆脱一下名利的羁绊而已。也许是因仕途之坎坷和不尽人意,也许是经历安史之乱后对人生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当然也不排除长期受佛教的影响,他领悟到人生还有另一境界--“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变笑无还期”。(《终南别业》),悠闲自然,超然物外。于是,他踏入了人生的“摆脱名利,还我本真”的另一种境界,描写客观世界的“宁静”,表现主观世界的清静无为。然而王维终其一生都不曾正式挂冠归隐,而始终过着“亦官亦隐”的别样生活,精神上的皈依和仕途的淹迟,使他“身心相离”(王维《与魏居士业》)、矛盾度世[5]。
王维虽然在文学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但他思想上的消极避世,清净无为在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无疑是不可取的。我们需要正确地对待困难和挫折。在烦躁时,到“宁静”的大自然中去沉静自己的心灵,在冷静的思考中去寻找“宁静”的去处,积极融入社会,融入自然,去努力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诗的国家,而唐王朝则是我国古代诗歌最为兴盛的历史时期。在唐朝的文坛上先后出现了无数大诗人。其中王维是与李白、杜甫齐名的著名诗人。
一直以来,人们总是认为王维是一个山水诗人,一生又受佛教影响颇深,但在王维早期的诗歌创作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表达自己忠君报国、意气风发、豪气干云的雄心壮志,不同于中晚期诗歌的淡泊之美,而有一种少年豪迈! 一种英姿勃发的浪漫气息!
王维今存诗歌376首,作于20岁之前诗歌就有6首, 年少而才高,当时都广为传颂。在今天看来,以王维十七岁时所做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最为受推崇!每逢佳节思亲,这种体验,可说人人都有,但在王维之前,却没有任何诗人用这样朴素无华而又高度概括的诗句。
其早期思想积极向上,写了一些反映边塞生活,歌颂游侠精神的诗,如《少年行》、《使至塞上》,这两首诗充满英雄气概,寄托了立功报国的心志。王维十八岁时所作的《洛阳女儿行》,句句发自肺腑,发人深省,既是对怀才不遇而兴发的抑郁之气,也包含了对世间一切处于困厄之境的美好人物与事物的怜惜之情,这一情感也正是追求公平与正义精神的自然流露。
王维的少年时期,是拥有着真正可以被称为少年精神的积极思想的,充满青春活力、蓬勃向上、富有朝气与创造力的精神。《少年行》表现侠少义气,以身报国的精神;《李陵咏》、《燕支行》都抒发了一种建功立业的豪壮抱负;《西施咏》的不平之鸣;《息夫人>的借古讽今,都表达着少年王维的雄心与豪情壮志!
王维是唐代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作家,他的山水田园诗歌中,凝聚着浓厚的禅意。禅宗,是中国佛教中的一个主要流派,对中国的哲学、文学艺术、民风民
俗产生过重要影响。从历史上看,从来没有一个宗教派别对社会的知识阶级,发生如此广泛而深刻影响,禅宗为他们开辟了一条政治退却、精神避难,个性自由的精神道路。考察王维诗歌中的禅意,对于我们了解禅宗在当时的社会中,特别是士大夫阶层中的影响,以及禅宗与文学艺术的关系,具有积极意义。
诗歌是诗人思想情感的集中体现,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作家的世界观、人生观。解读王维诗中的禅意,应该考察王维世界观形成的历史原因。
王维生活的时代,佛教盛兴。《旧唐书•方伎传》记载,北宗僧人神秀为朝廷迎至东都,“时王公以下及京都士庶,闻风争来渴见,望尘拜伏,日以万数”。武则天将神秀迎至宫中供养,并尊为“两宗法王”、“三帝国师”。安史之乱起,朝廷急需大量军费。南宗领袖神会在东京洛阳对大批群众说法,将所集款项全部献给朝廷,用于军队开支,为平定安史之乱做出了重大贡献,皇帝为了酬谢他,召他人宫供养,并为他建造庙宇。王维生活的时代,是国家最高统治都对禅宗信奉与尊崇的时代,统治阶级的立场、态度、思想感情,往往对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这种社会思潮与统治阶级的政治趣味不能不对王维的思想感情、人生观产生重大影响。同时,王维生活在一个笃信佛教的家庭里,王维的母亲是北宗首领普寂的弟子,佛教修养极深,王维《请施庄为寺表》中说:“臣之母故博陵县君崔氏,师事大照禅师三十余岁,褐衣蔬食持戒安禅,乐住山林,志求寂静”。在母亲的影响下,王维和弟弟王熠对佛学都有较高的造诣。
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很难把王维归入哪个具体的佛教宗派,但对其影响最深的还是禅宗思想,而且呈现出从以神秀为代表的北宗渐教向以慧能为代表的南宗顿教转变的动态过程。天宝年间,南禅壮大而逐渐北传,四十岁左右时,他于南阳会见了慧能禅师的大弟子神会,由此完全接受了南禅思想。由于他悟性很高很快便掌握了其思想的精髓。王维和神会还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并受其之托撰写了著名的流传至今的《六祖慧能禅师碑铭》,此碑铭是迄今最早传达慧能思想的珍贵文献。禅宗对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都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他在碑铭中写道“五蕴本空,六尘非有”,“无有可舍,是达有源”,这种思想无疑都会外化到其诗歌创作之中。
“诗人开元九年耀第,被揭为太乐玉,不久即因‘伶人舞黄狮子’事被贬为济州司仓参军,开元十五年左右,又改官淇上。”仕途的挫折,使王维萌生了隐遁思想,倾心于佛门。王维曾受垂相张九龄的赏识,出为右拾遗,此时,他对国家和自己的政治前途充满信心。然而,不久张久龄罢相,李林甫独揽大权,政治日趋腐败黑暗,王维深感自己报效国家的政治抱负难以实现,由此同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特别是安史之乱,玄宗逃奔蜀地,王维息从不及,被判军俘获,拘于洛阳,肃宗收复两京,王维以三等定罪,但因曾作《凝碧池诗》思念王室,加之他的弟弟王绪请求削已官使王维对国家与个人的前途由希望到失望,他对佛教的信仰更深了,他的《叹白发》诗发自肺腑之言:“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王维最终在现实面
前,闭上了眼睛,遁人空门,以求精神的安慰与解脱。综上所述,由于时代、社会和家庭的影响,特别是人生曲折的经历,使得禅宗成了王维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对他的诗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王维曾经写有这样的诗句:“愿奉无为化,斋心学自然。”(《奉和圣制庆玄元皇帝玉像之作应制》)他虽没有李白那样的仙风道骨,也没有像房玄龄最后弃政从道,但道家追求和光同尘、万物齐一、自然清净的生活方式,追求身心和谐、物我一体的思想境界,追求精神上绝对自由的人生理想,对其审美理想和诗意化的生活态度,以及诗歌创作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佛家思想与道家思想有很多相通之处,使其终于找到了精神的依托和生命的归宿。王维晚年在《与魏居士书》[6]中有这样一段精彩的文字:
孔宣父云: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可者适意,不可者不适意也。君子以布仁施义、活国济人为适意;纵其道不行,亦无意为不适意也。苟身心相离,理事俱如,则何往而不适?
这段文字可以看做王维晚年心态的反映,体现了儒释道三家思想在其内心深处达到了真正的调和、圆通,他以佛道思想的要义来解读孔老夫子所提出的“无可无不可”的儒家思想精髓。在他内心深处,没有了前期的思想潜藏着的矛盾纠结、痛苦郁结,豁然开朗、心胸澄明,无论所谓的道不行或能行通,都没有关系,都可以做到无往而不适,但所有的闲适自在的生活都有一个前提即是“身心相离,理事俱如”。在这封信中,他还批评了陶渊明的辞官归隐,只是满足了自己的清净和自在,却愧对家中嗷嗷待哺的妻儿。他最终选择了一条半官半隐的生活方式,既可以习禅学佛,在山水田园之间参禅悟道,又有养家糊口的俸禄,这与其自身软弱的性格有关,他没有陶渊明那样刚烈的性格,也不像庄子那样彻底地逍遥。
经历了“安史之乱”的浩劫,王维被迫做伪职一事成为其内心深处无法抹去的阴影,彻底地接受了禅宗思想,以禅宗顿悟方式去观照自然、人生。可以说,虽然儒释道在其身上得到了很好的融合统一,但禅宗思想还是占据主流,儒家的中庸思想和“穷则独善其身”的精神,道家物我和谐、万物齐一的思想都在其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交融。因此,其佛禅思想中掺杂着儒、道思想,三者得到了很好的融合。
“禅”即梵语“禅那”的简称,意为“功德丛林”、“思维修”。“其意是止散乱人,专注一境”。
“禅宗以无念为宗,追求一种心空的境界,所谓“空”是说世上的一切事物都虚幻不实。人们通过感觉器官所接触和认识的事物,是虚假的,“空”才是事物的本质。心空,就是“无欲”、“无执”。佛教认为,由于世人坚执
物质世界和“人我”的真实存在,因而克服不了各种物质欲望和诱惑,如果,能够认识到物质世界和“人我”是虚幻不实的,能够达到“物我两忘”,就可以摒弃世
俗的各种欲望。佛教宣扬“空”,旨在否定客观世界的真实性,引导人们看破红尘,在虚幻的彼岸世界里寻求精神的安慰。
禅宗在美学上的特点即是借助神秘的直观以证成自身的佛性,要靠顿悟才能获得,可以说是纯粹的个人内心深处的独特感受,其境界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如佛家所言“如众灯明,各遍似一”,同处一屋的很多灯,似乎只有一种光,其实是各有各的光。
禅宗主张顿悟成佛,如果能够杜绝凡尘中的一切妄念,静坐人定,静思冥想,往往就会在一刹那间,妄念俱灭,一顿即至成佛。“在‘真如’呈露的刹那,修持
者感受到一种奇妙、愉悦的心理体验:物我的境界消失了,自己仿佛融入大自然之中,心灵静谧安祥,而又生机勃勃,这就是所谓禅悟”。王维在诗歌中巧妙地,颇有新意地表现了这种禅悟。如著名的《山居秋螟》一诗: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竹喧归流女,莲动下渔舟。
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
这是一幅秋山新雨风光图,从文学欣赏的角度看,首联描绘了秋山雨后澄澈清爽的大背景,额联是对月、松、泉、石大自然的静谧状态的描绘。明月照在
松林中,泉水流在山石上,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周而复始,无人问津,这应该是一种空寂。然而,颈联由静态转为动态,写了竹喧与烷女,莲动与渔舟,使宁静的画面,顿呈生机,这种富有生命力的点染,使人感到的是充满生命力的“宁静”而不是死寂。最后写作者的感受:春天的芳华,虽已消歇,但是此中有乐趣,我们仍然可以留于此中。从禅学的角度看,这首诗表现了作者对禅理的体验。禅宗注重体验,人们参禅能否达到“涅架”的理想境界,要靠个人的感受,个人的精神实践,因此修持者要以“空观”为前提,杜绝凡尘中的一切妄念,静坐入定,静思冥想,物我的境界就会消失,就可以获得菩提般若的最大智慧,这时,修持者会感受到一种奇妙,愉悦的心理体验。从禅宗的角度来看《山居秋冥》,作者开篇用一个“空”字表现了自己对世界万物的态度和认识,他以否定的态度来表现对世界万物的否定,即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是虚假的,一切皆为空。
再如王维的《终南别业》诗:
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唾。
兴事每独往,胜事空自知。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偶然值林史,谈笑无还期。
这首诗是蕴涵着禅悟体验的,传达了诗人禅悟愉悦的心境。“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是著名的一联,兴致来了独步去观水,但却走到了水穷之处,按说这应
该是很扫兴的事,但是由于诗人,“空观”万物,“水穷”无谓,既然行至“水穷”,就改为“坐看云起”吧,只要心中是一派宁静平和,万事万物都会生机无限,令人快乐不已的。“胜事空自知”“谈笑无还期”表现了作者“彻悟后无挂碍的人生态度”,和禅悟体验带给诗人无限的快意。
如《过积香诗》:
不知香积寺,数里入云峰。
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
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
薄暮空潭曲,安禅制毒龙。
诗中前六句写出了人人山峰,小径无人,钟声隐隐,环境幽冷的意境。上述诗句的真正用意,并非描写环境本身,而是为了阐明人世间一个深刻的道理。佛教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在西方一个水潭中,曾有一毒龙藏身,害人无数,佛门高僧以无边的佛法制服了毒龙。使其离潭而去,永不伤人。佛可以制毒龙,亦可抑制世人心中的欲念。“安禅”为佛家用语,即安静地打坐,“毒龙”则比喻世俗人的欲望。因此诗中“安禅制毒龙”是诗人心迹的自然流露,也是对禅意的感悟。
总之,王维“空观”世界万物,其笔下的林泉山石、月夜雨寺,大都表现了恬静淡泊,空灵澄静的艺术境界。“空山新雨后”,“空山不见人”,“夜静春山空”,
“薄暮空潭曲……空山寂寂,夜深无语,只剩下了悄无声息的空间和日明月落的时间。王维笔下的时间和空间就像林中明月、石上青苔,静静地聆听着诗人的
倾述。再如“飒飒秋雨中,浅浅石榴泻。跳波自相溅,白鹭惊复下”,“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等,荡涤读者之胸襟,使人的心魂清明纯净。“空寂”是王维诗歌禅意的最显著的特征。同时王维从对禅理的体验中获得了精神上的解脱与自由,这种精神自由带给诗人不尽的喜悦。这是王维诗歌禅意的又一特征。
王维诗歌中静谧明彻的美学特征比比皆是。
人闲桂花落,夜静深山空。
月出惊山鸟,时鸣深涧中。((鸟鸣涧))
独坐函笙里,弹琴复长啸。
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竹里馆))
木末美蓉花,山中发红粤。
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辛夷坞))
轻阴阁小雨,深院昼墉开。
坐看苍苔色,欲上人衣来。((书事))
这是静穆的人生,静谧的情趣,是平凡中的圣境,是由“寂寞心所产生的修道者的自乐”。
王维的“空寂”美学风格的形成,既是道家“神凝说”的自然延伸,也直接影响于北宗禅法定慧双修理论。表现在创作上,内以澄心静观为重,外以描景状物为主,创作主体与客体达成一种和谐,“心”与“物”表现的是一种“圆融”的温馨和智慧。“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心景合一,故能“心澄一乱,笔落众妙”。物与神接触类即真王维思想深受佛、道思想影响,可谓兼综三教而又独超物外。对王维思想影响最深刻者,该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流派一禅宗。禅宗的实践精神是一种“乐道生活”讲求冥想与精神的统一。王维的创作思维方式深刻地影响了禅宗精神。
盛世大唐,强盛的国力使得当时的士人普遍有一种意气风发、昂扬向上的情怀,他们不满足于安稳的家庭生活,渴望杀敌报国、建功立业,实现自身价值。一提到“盛唐气象”,我们自然而然会想到“雄浑壮伟”、“大气豪迈”之类的词,“盛唐气象”这一概念是南宋文学评论家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提出来的,“盛唐”是开元年间国富民强而在历史上的一个特定的称谓,“盛唐气象”在文学上的体现主要是唐诗方面,是指“强大的盛唐社会将要要求文学反映出来的那种精神风貌的特质”,自然而然,我们会想到“诗仙”李白,会想到以高适、岑参为代表的边塞诗人。
“一个伟大的诗人不可能脱离他的时代,而时代的背景不仅指政治、经济的背景,也应包括文化背景。”[7]其实,王维的山水田园诗歌同样是盛世大唐兼容并蓄、海纳百川气度的显现。当代著名的美学家李泽厚先生在《美的历程•盛唐之音》一文中这样评价王维的诗歌:“忠实、客观、简洁,如此天衣无缝而有哲理深意,如此幽静之极却又生趣盎然,写自然如此之美,在古今中外所有诗作中,恐怕也数一数二。它优美、明朗、健康,同样是典型的盛唐之音。”
“仓禀实而知荣辱”,王维之所以能以闲适自在的心情潜心习禅,欣赏静谧清幽、淡然优美的山水田园风貌,一方面显现了盛唐社会的安稳、物质的富足,另一方面也凸显了盛唐积极进取的时代风貌。禅宗思想对其的深厚影响,使其山水田园诗歌蕴含着深深的禅味,佛禅随缘任运的思想使他的诗歌空灵清新、峭拔摇曳,在盛唐时代独树一帜。
“诗佛”王维的山水田园诗歌同样代表了盛世文学,同样体现了“盛唐气象”。其山水田园诗歌没有李白的激情澎湃、气势磅礴;也不像杜甫的忧国忧民、沉郁顿挫。他在花草鸟石、日月星辰、山河大地等自然物象之中展现生命的无常、生灭、流动和变迁。开拓出一条以超越现实的审美态度观照自然、体悟自然,表现自然本真、自在之美的写作途径,并把自己深切的佛禅体验融汇于自然之景之中,在其中寄予了个人独特的禅思、诗情。从美学风格上来看,李白的诗以激情取胜;杜甫的诗以功力取胜;王维则以境界取胜,给人以想象的空间和回味的余地,读来使人物我两忘。
考察王维一生,其从少年开始,就经历了开元、天宝繁荣富足的生活,在王维的山水田园诗歌中,我们读不到丝毫的愤懑或抱怨,也没有极度的慷慨激昂、意气风发之感,有的只是闲适自在、随缘任运、淡然洒脱,体现了盛唐文人的精神风貌。当代著名散文大家周国平先生在《闲情的分量》中指出,中国文人身上,从来有励志和闲情两面。对闲情不可等闲视之,它是中国特色的人性的解放,性灵的表达,在中国文化传统和中国文人生活中所占的分量很重。只有励志,没有闲情,中国文人真不知会成为怎样的俗物。在王维身上,体现了真正的闲适之情、悠然的气度,生机勃勃,体现了盛唐经济的繁荣、社会的昌盛、生活的惬意。有了衣食无忧的安稳生活,诗人才能拥有这样的心境,也才能更好地参禅悟道,就像宗白华先生评价的:“萧条淡泊,闲和严静,是艺术人格的心襟气象。”开元、天宝年间,虽然自张九龄罢相、李林甫执政以后,政治日益黑暗、社会渐渐衰落,但整个社会稳定繁荣的大局面依然存在。王维也才能有条件静下心来习禅创作,其从容宁静、禅味浓郁的诗风正是盛唐开放包容、大气富足、安稳和平时代环境的折射。
“不读王维的山水诗,就不能彻见中国诗歌艺术的精髓”[8]。王维在禅诵中彻悟,在与大自然的亲密接触中达到内心的解脱和自由,深厚的佛禅修养使其诗歌具有“深厚闲雅”、“精致澄澈”的艺术风格,具有一种随缘任运、洒脱自在、禅意盎然的艺术特色。王维不仅仅是一位集大成的山水田园诗人,还是一位开风气之先的诗宗。其诗歌“华而不糜,乐而不淫”[9]。从中唐的刘长卿到以韦应物和柳宗元为代表的“韦柳”诗派,都深受其诗风影响。以刘长卿的《逢雪宿芙蓉山主人》为例:“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诗人用日常生活中的物象来寄寓其复杂的情思,有对日暮路远的感叹,也有对主人白屋清贫的同情,还有对行者归家的期待。通过这平凡琐细的生活,描绘出了一个空寂富有禅意的世界,在空寂背后我们总能体会到诗人绵长细腻不绝如缕的情感。诗歌虽然平易但却不直露,自然含蓄、澄澈晶莹。其在超越物象的基础上,达到了对超然之美的追求,达到了“超以象外,得其环中”的境界。这些诗人在很大程度上都得益于王维诗歌的滋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当一切理想与希望都被“安史之乱”摧毁后,佛禅精神成为他们心灵宁静平和、灵魂得以安顿的法宝。王维自然本真、禅趣横生的诗风也对他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禅宗以三种境界的比较来说明禅境,第一境是寻找禅的本体阶段:“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第二境是主体已经破除我执法执渐渐体悟客体,似乎悟道却并未完全彻悟的阶段:“空山无人,水流花开;”第三境是主体当下顿悟,刹那间即成千古,瞬间即永恒的境地:“万古长空,一朝风月。”若要体会万古长空,则要从一朝风月开始,因为一朝风月是万古空中的一点一段,一切都归宿到当下的感受与体悟,“真正的觉悟者应该是这样的智者,在他,‘心’与‘境’是统一于当下直观的。”[10]刹那即永恒,人的心灵能装得下整个宇宙世界、山河大地,进入最高的审美境界。王维的山水田园诗歌以“空灵”著称,就是诗人以一颗虚静之心,静默地观照自然界中灵动的生命,敏锐地感知当下的一切,瞬间即永恒,刹那成千古,描绘出大自然瞬息万变的生命景象,因此,其山水田园诗歌我们能读出浓浓的禅意,能感受到当下时间分秒流动中涌动的永恒的大美。这种对于时间的奇特感受,类似于帕格森所谓的“直觉”,马斯洛所谓的“某种高峰体验”。禅宗所说的“悟”即是真正的解脱,全在“一念”之间。
受家庭环境潜移默化的影响,早年的王维已对佛教产生了信仰,后来,随着禅宗思想日益兴盛,学佛习禅已经成为他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其山水田园诗歌必然深深地打上禅宗思想的烙印,深深地蕴含着诗人当下的体悟、片刻的感受。以他的代表作《辋川集》中的作品为例:
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
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
——《鸟鸣涧》
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
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
——《辛夷坞》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
反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
——《鹿柴》
无论是桂花的飘落,鸟儿的飞动,还是芙蓉花的自开自落,流水悄悄地流动,抑或空寂深林里的回响,夕阳斜照在青苔之上,一切都源于眼前的情景,片刻的体悟,当下的感受,所谓的生死、善恶、是非、荣辱都消失了,所有困扰身心的焦虑烦恼、怀疑彷徨都不见了。禅宗认为要活在当下,就要有一颗“平常心”,就是要求人们无心而随顺自然地生活。
禅宗提倡的“无住为本”的思想,《金刚经》讲:“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有所住,就是有所执著。要追求当下心性的彻悟,即在瞬间顿悟的心境中,发现“自心”、“自性”,就要破除执著,把握当下,它认为人们寻求解脱的力量不是向外寻求,而是源于人人内心都有的瞬间、当下觉悟的种子。李泽厚认为:“庄子那里虽也有这种‘无所谓’的人生态度,但禅由于有瞬刻永恒感作为‘悟解’的基础,便使这种人生态度,心灵境界,这种与宇宙合一的精神体验,比庄子更深刻也更突出。”
现代社会是一个科技主导、商业气息浓厚的社会,网络的普及更使得整个社会的节奏加快,快速发展的社会给人们带来了无穷无尽的压力,甚至有人认为现在已经进入了全民焦虑的时代,许多人都常常陷入了“无所适从”的茫然或“纠结”的痛苦境地。禅宗继承了大乘佛教的伦理思想,为现代人心灵的安顿找到了方向和归宿。特别是对于生活在中下层的普通大众而言,对自身生存现状的焦虑和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待,都需要一种精神的寄托和慰籍,都需要一种哲学观的支撑和引导,禅宗思想无疑能肩负此重任。禅宗思想蕴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人们在刹那的顿悟中,超脱了一切功名利禄的束缚,甚至超脱了一切时空因果的局限,在当下产生禅悟的喜悦,体会到审美的人生。王维的山水田园诗,就像一件件唯美的艺术品,优美的画面,宁静中充满了勃勃的生机,和空灵静远的神韵,内涵丰富,禅意盎然。正是这种诗与禅的高度融合,为他赢得了“诗佛”的称号。特别是他晚年归隐辋川所作的《辋川集》更是字字入禅。我们要研究王维,不能不看其山水田园诗,品读其山水田园诗,不能不看到禅宗对王维的影响。王维宁静淡泊、随缘任运的处世态度,都源于禅宗重视当下哲学思想的影响。欣赏王维的诗歌,读者也能感受到当下身心的安宁自在,体会到一种从未有过的轻松愉悦的解脱感。
关于王维的山水田园诗歌,当代著名美学家李泽厚先生有过这样一段经典的评价:“它强调的是人与自然(天地万物)的同一,而并非舍弃自然(天地万物)。它追求在与宇宙、自然、天地万物同一中,即所谓‘与道冥同’来求得超越,从而这种超越又仍然不脱离感性,尽管这已经是一种深刻的具有积淀本体的感性。有了这个超越,便使人在任何境遇都可以快乐,可物我两忘,主客同体。”
禅宗追求的是主体心性的自由和解脱,大珠慧海禅师说:“是以解道者,行住坐卧,无非是道。悟法者纵横自在,无非是法。”(《五灯会元》卷三)禅宗认为现实生活就是理想世界,理想世界要在现实生活中去寻求。在王维的文字里,我们读到的是现实生活中物我同一的和谐,是积极的顺乎自然的超脱,是寻求当下诗意栖居的自由生活。进入这一精神状态的主体,完全是净化的人、纯粹的人,没有苦恼,身心也没有被外物所束缚,没有世俗社会的偏见,也不受任何知识的阻碍。主体获得了生命的大解放,完全体现了人的自然本性,拥有了真正的自由,这是生命走向大美的体现。主体没有用头脑去分别、思虑、计较等等,拥有一颗真正的赤子之心,把整个身心都与自身周围的宇宙万物融为一体,与大自然的自然本性融为一体,达到一种审美的最高境界。老子认为要得“道”就要“涤除玄览”(《道德经》第十章),所谓“涤除”意为除尘洗垢,喻义为人要去除一切个人私欲功利的打算;“玄览”意为深观远照,就是主体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用自身的一种本能和直觉来体悟超现实的声音。要想达到这种境界,就要回复到婴儿的状态,在老子看来,婴儿具有最自然纯真的天性,没有利害得失的计较,他说:“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道德经》第二十八章)“含德之厚,比于赤子。”(《道德经》第五十五章)这种精神状态下的主体,最能发挥自身潜意识的作用,达到审美的最高境界。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伴随着科技的高度发展,人类在物质生活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步,却在精神生活方面失落了很多。十六世纪以来,在西方唯物论思想的指导下,人们绝对地认为物质高于一切,当追求物质利益成为生活的最高目标时,人类也不知不觉被物化了。技术的发展给人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舒适方便,但它同时也主宰了现代人的生活,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都出现了诸多始料未及的问题和矛盾。“科学技术的长足进步,在给人类带来巨大财富的同时,又着巨大的隐患。科技文明使人的理性畸形发展,感性能力受到压抑;技术的强暴统治,使人趋于平均化,一律化;文明的进步,使一切变得舒舒服服,轻而易举。凡事只要动动计算机,按按按钮就可以解决了。这就是马尔库塞指出的技术统治社会‘单面人’的危险。”人类在不经意间沦为技术的仆人、机器的奴隶,人类也在无意间沦为大自然的刽子手,人类自身也不知不觉患上了所谓的“现代病”,甚至造成了自身人性的分裂。人与人、人与自然、自然与自然的关系都是互相影响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王维山水田园诗歌中的人与鸟兽、花草、流水、白云等景物和谐相处的美好画面很难找到了,因此,重新找回那个纯真美好的世界显得尤为重要。以诗歌《渭川田家》为例:
斜阳照墟落,穷巷牛羊归。
野老念牧童,倚杖候荆扉。
雉雊麦苗秀,蚕眠桑叶稀。
田夫荷锄至,相见语依依。
即此羡闲逸,怅然吟式微。
诗人描绘了一幅夕阳西下的农村田园图景,牧童赶着牛羊乘着夕阳归来,老人倚在门口望着远方等候家人干活归来,田地里的农夫们扛着锄头依依话别,真是一幅田园牧歌式的美好画面。诗人最后发出由衷的羡慕,可以说道出了现代社会中很多沦为技术压迫下人们的心声。“缘起论”和“业力论”是佛教哲学的两大思想支柱,缘起论认为世间的一切事物都是因缘和合而生,它是佛教的哲学基础;业力论讲求因果轮回历历不爽,它是佛教的道德支柱。业,是造作之义,指人类的行为。从伦理的意义上看,可分为善业、恶业和无记业三个类型。此外,业又有共业和不共业之分,由人类共同行为(共业)决定了世间环境的优劣;由人类个体行为(不共业)决定了个人命运的祸福。海德格尔于 1943 年提出人应该“诗意地栖居”这一著名美学命题,并且进一步认为:“一切劳作和活动,建造和照料,都是文化。而文化始终只是并且永远就是一种栖居的结果。这种栖居就是诗意的。”“以审美的态度居住在大地上。”为了能在有限的生命里实现“诗意的栖居”,人类究竟要怎样理性地抉择?
首先,要回归自然。“优美的山野令人心旷神怡,它使我们的精神从人生的忧愁中解脱出来,赋予我们以勇气和希望。奔流不息的大河,使僵化的思维活跃起来,得以扩展死板的思维范围。郁郁葱葱的大森林还诱发出对万象之源——生命的神秘感唤起的对生命的尊重意识。”
自然界的一切有机体都蕴含着生命力量,生命盛开在我们目光所及的每个角落,使世界生机勃勃、绚烂多彩,使人类社会得以生生不息、繁衍不止。人类本来就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因此,要以一颗感恩的、平等的、欣赏的心态来享受自然的给予。越是自然的东西,就越接近生命的本质,新鲜的空气、纯净的蓝天、连绵的青山、潺潺的流水……这一切我们都再熟悉不过的事物,让人们疲惫的身心得以休憩滋养。宋代禅宗无门禅师有这样一首著名的禅诗:“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回归自然可以彻底放松我们的身心,让我们纷乱的思维停歇,让众多的念头安住在举手投足的每个当下。古德有云:“一色一香无非中道,郁郁黄花尽是般若。”大自然是最好的老师,处于滚滚红尘的社会,人心容易变得紧张躁动不安,回归大自然能使人变得宁静自在、淡泊平和。有这样一个故事:
唐代贞观年间,有一位僧人曾问大梅山的法常禅师在山里住了多长时间,禅师回答:“我不知道时间,只看见四面的山峰黄了又青,青了又黄。”僧人又问:“出山的道路怎么走?”禅师答道:“随着水流的方向去吧!”
从这种应答中我们可以感觉到,禅宗对物象的审美把握体现出鲜明的唯美气息,没有抽象的判断,而任由自然之物自由地呈现出它的本来面目,展现出其本真之美。宇宙间的万事万物都有着相连性,当代信息论有一个形象的比喻:蝴蝶在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热带雨林中扇动一下翅膀,两周以后,就会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引起一场龙卷风。古人云:“人生一世,草木一秋”,人与自然世界是一个整体,人的生命历程与大自然的运行息息相关,人的生命是整个自然生命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整个自然运动过程中的一个缩影。因此,让个体生命回归自然、融于自然本身就是一种审美的过程,是个体生命走向本真和自由的美的象征,如毛主席词中所描绘的“鹰击长空,鱼翔潜底,万类霜天竞自由”的一个鸢飞鱼跃的世界。和谐之美是自然界的各种生命所表现出的生死相依、休戚与共的共生关系,庄子云:“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自然生命在和谐发展、互惠共生中,显现出了天地万物在泛爱中融为一体的美好,展现了万物平等、天人合一、高度自由的和谐之美。
其次,要回归心灵。佛禅思想认为,心灵是主导人类行为的关键力量。心净则国土净,心染则国土染。贪、嗔、痴在佛教里被称为三毒,就是三种危害我们精神健康的毒品,它时时刻刻都在伤害着我们的心灵,左右着我们的人生。如果我们希望拥有清净、安定的世界,首先就要净化我们的心灵,克服心中的贪嗔痴。生命中所有的痛苦,都源自我们的心,也就是心理学家所说的情结,这些情结是造成痛苦的根源。王维就是以一颗柔软包容博大平等的心灵,对一切有情之物都怀有慈悲之心,把自己和众生万物视为一体,才获得了真正的禅悦,达到了生命空性的境界,实现了生命“诗意的栖居”。心因境界而起,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的感觉里,环境的好坏,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各自的感受。禅法就是心法——这是禅宗最重要的思想。任何一种宗教派别都有自己的文字典籍,禅宗却认为这些都不重要,心即是佛,求佛不能到心外去寻找,最重要的是要明心见性,即是找到自己的本来面目。唐朝无尽藏比丘尼有这样一首著名的悟道诗曰:“终日寻春不见春,芒鞋踏破岭头云。归来偶拈梅花嗅,春在枝头已十分。”春天来了,大家一天到晚到外面去找春天,想看看春天的景色,把鞋都踏破了,还什么都找不到。这里的春天“就是我们的佛性、真如、真心”。春天在哪里?“归来偶拈梅花嗅,春在枝头已十分”,我们一直追求真如佛性,而一直茫然找不到,归来时偶然看到窗前园里的梅花已悠悠盛开,原来春天就在你自己家里,春在枝头已十分了!禅精神是要回归到你的本心,而不是向外求。这首偈语用了一个比喻的形式,原佛性就在每个人的本心里,心外无我,心外无法,心外没有世界!只要静下心来,回到自己的本心,佛就在心里,当下整个宇宙就在心里。
陈望衡先生曾说:“事物的外在形象不只是事物本身的,还牵涉到事物周围的环境,凡进入人的感觉范围的全部信息都参与审美的创造。”er梁启超先生说:“一毛孔中,万亿莲花;一弹指顷,百千浩劫。”生活中即便再微小的事物,一旦审美对象,它们也就同时接通了有限与无限、当下与永恒、个体与整体。就如同布莱克诗云:“一花一世界,一沙一天国。君掌盛无边,刹那含永劫。”可以说,王维对社会对自然都有着深深的热爱,他真正地将禅宗思想运用到日常生活中的点滴细节之中,以一颗如天空般广阔的心灵来观照自然,大自然中的一切在其诗歌中都展现了最本真、最优美、最和谐的一面。禅已不仅仅作为一种宗教,还作为一种大智慧、大境界,安抚、丰富和充实了诗人的心灵,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流连于茂林修竹之中、徜徉于天地之间的文人雅士形象。诗人丰富和开拓了唐诗璀璨的舞台,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与世无争、万物和谐、自由自在的清凉世界,一个晶莹剔透、空灵深邃充满禅机佛理的美好境界,这种美好正是盛唐国力富足、思想开放在文化上的折射和反映,这种境界对纷繁忙碌的现代社会有着一定的价值和启示,我们不必逃离世俗社会,在滚滚红尘世界中保持一颗淡泊宁静的心灵,与自然与他人与自身维系自由和谐的状态,我们就离“诗意栖居”的理想世界不远了。
禅,是不污染的宇宙真理和不污染之心产生共鸣而有所领悟,所以,“禅”本不是能用文字语言来表达的,就象不能通过手指去看明月一样。可是王维,这位工诗善画的多才多艺者,却在诗与禅之间找准自己独特的位置,树立了自己在中国古典文学史上的显赫地位。
清人王士禛在其编辑的唐诗选集《唐贤三昧集》中,以王维在所入选诗人与入选作品数量上都列为第一,以王维为绝对的中心,共收王维诗112首。这一方面是因为王维的艺术成就,另一方面是因为王士禛在诗中禅趣与王维一脉相承的缘故。王维将“气和容众,心静如空”的为人作风,清静无为、超然物外的人生理想融入诗中,在这一点上,体现了王维的禅宗审美观。
王维本就出生在一个信佛的家庭。他名“维”字“摩诘”即取自佛经中的人物。维摩诘是大乘佛教中的一位印度居士,他与释迦牟尼是同时代人,还曾给舍利弗和文殊宣讲过大乘教义。王维不仅对禅有所得,还曾为禅宗北宗的神秀、大照写过塔表,又受神会之托为南宗祖师慧能写了《能禅师碑》文。王维在禅学上颇为精到,他以禅写诗,以诗解禅,他及其山水诗甚至对禅宗起到了推动作用。
王维的禅诗已经超越了以我观物、以心逐物的局限,而上升到禅宗的无心自然的境界。正如王国维说:“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禅宗公案中也有所谓“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到“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再复归到“见山仍是山,见水仍是水”三阶段。王维后期的禅诗正达到了这种无我,无物的最高境界。
其实,禅诗在王维诗歌中并不多见,而占主导地位的是以更寻常的山水诗传递出禅理、禅趣。“诗为禅客添花锦,禅是诗家切玉刀”,王维对禅宗审美观的执著也自然地融入到山水诗的创作之中:“涉禅”而不“言禅”。
禅宗认为,自我心性的空寂和清净便是佛。对于一生信教仰佛的王维来说,他一生虔诚追求的最高审美便是以“空寂”为核心的禅宗审美观。在王维的心中、诗中,只要抛却自身的尘念,就会摆脱一切苦恼,求得心境的安宁。王维的诗追求空寂,以“空”为美,以“寂”为乐,同时折射出生命万物灵动的光照。
王维的山水诗未必直指禅理,却能在意境入禅,使诗歌弥漫着淡淡的禅趣。王维对空寂的追求,不仅以“空山”为核心意象,更在“山”的“空”中,明月、白云、清泉悠然忘我,从而产生一种空朦而又灵动的效果。在“寂”的追求上,王维往往通过自然之声,通过富有灵气的空寂之音来传递诗中的禅趣。
王维借助他独具意蕴的文字符号,以“空山”为核心,以“色”写“空”,以“声”写“寂”,以灵动的笔触状写“空”“寂”,天衣无缝而又哲理深意,幽静之极而又生趣盎然。由此,诗人以“禅趣”为其诗作最高审美,以“空寂”融彻禅趣,奏响了一曲清雅的盛唐之音。
总之,王维与禅走在一起,不知是王维选择了禅,还是禅碰上了王维,王维以他独特的人格魅力和超拔的诗学才能,把禅与诗融合成为了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从此,提起禅和诗,王维就成为了一个跳不过去的关键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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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研究生学习期间,导师的教导,同学的启发,让我学到了很多。我的导师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在我整理、调查、撰写这篇论文的过程中,我的导师对我严格要求,让我学到更多的专业知识。导师严谨的学术态度,良好的工作作风,高尚的职业道德,顽强的毅力,严以律己,宽于特人,朴实无华,平易近人的人格魅力,对我影响深远,让我不仅要建立自己的学术目标,掌握基本的研究方法,也让我知道学术的真谛。在与很多人交流中培养了社交能力和与他人的沟通互动的能力。我从选择的论题,完成的论文的每一步骤,都在导师的指导下,我的导师做了很多的努力。为此,我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我很荣幸在此学习,我也想感谢我就读的大学,感谢所有的辛勤工作的园丁,是大学和老师的精心安排,给了我学习和锻炼的机会,他们无私的教育,对我的生活照顾让我刻骨铭心。最后,我想表达我最诚挚的谢意,感谢我的追求硕士学位的过程中,所有人对我的帮助!此外,因为我是在此项研究中取得的结论的基础上,写出了此学术论文。除了参考文献,文章中不包含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研究的成果。我完全意识到本声明的法律后果,必须由我亲自承担。再次向我的导师和博物馆的部分工作人员的无私帮助,致以诚挚的感谢。
[1]孙昌武,王维的佛教信仰与诗歌创作[J],文学遗产,1981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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